《紐約時報》曾聲稱,它們從不打算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變更自己的報道;從報道“五角大樓秘密文件”到調查政府的秘密竊聽項目,它們有著挑戰美國政府的悠久歷史。
  《紐約時報》把報道“五角大樓秘密文件”一事專門提出來,足見它們把此事看得很重,很是得意洋洋,自認是他們挑戰政府的經典行為。
  人們不禁要問:《紐約時報》何以吃了熊心豹子膽,敢登“五角大樓秘密文件”?要揭穿這個問題,還要從當時的美國社會現實中去尋求答案。
  《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五角大樓秘密文件”之事發生在1971年6月13日。此文件涉及的是越南戰爭,自然地,話題就要從越戰說起。1964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藉口越南北方海軍襲擊美國軍艦,下令美軍飛機轟炸越南北方港口城市海防,這標志著越南戰爭明顯升級。當年11月美國大選,贏得總統寶座的約翰遜躊躇滿志,企圖一舉打敗北越,於1965年2月下令擴大轟炸範圍,北越首都河內挨炸,這標志著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進一步升級。與此同時,約翰遜下令首次大幅度增加美軍在南越的地面部隊,到1965年底,駐越美軍達到18.4萬人,之後年年增兵,到1968年中期已超過53.8萬人,美國已經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
  最初,美國輿論界總體上是支持政府的,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政府支持率僅次於小布什政府發動伊戰的支持率。然而,美國人顯然低估了越南人捍衛獨立與自由的意志而高估了自己的戰爭能力,儘管動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尖端武器,美國人不僅打不垮越南人,而且自身也越打越沒信心,士氣越大越低落,美國媒體稱之為“怨氣兵”。
  美國社會就是這樣:一旦戰爭出現僵持或不能獲勝,國內政治生態必然發生變化;尤其是越戰已持續多年卻贏不了,缺乏耐性的美國人更是心煩意亂,曾經的大多數共識必定會分化為主戰與主和兩大派,並且兩派都會求助媒體表達自己的聲音和觀點。特別是1968年初,越共軍隊發動新春攻勢,使美軍傷亡率陡增,由此美國國內輿論生態風頭髮生轉折性改向,越來越多的主流媒體開始立場轉變,支持反戰勢力。美國報紙發表不利於主戰的報道越來越多,甚至出現了揭露美軍戰爭暴行的“美萊村大屠殺”的報道,一時引起巨大轟動,反戰呼聲越發熾熱。
  1969年1月,以“結束戰爭、贏得和平”為競選宗旨而贏得大選的尼克鬆就任美國新總統。尼克鬆深知:時間每過一天,反戰情緒就增強一分,表達方式就日趨強烈,進而造成美國社會的深度分裂。當時美國社會情緒是怒氣衝天,撕毀征兵證、焚燒國旗、逃避兵役等反戰行為比比皆是,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抗議和示威活動此起彼伏。1971年4月底,又有20萬反戰人士在華盛頓集會,且安營扎寨於白宮周圍。當局立馬出動大批警察和軍隊驅散和抓捕示威群眾,四天之內共拘12000人,打破了美國曆史記錄。
  越戰撕裂了美利堅。面對空前強大的反戰聲音,面對因陷入越戰而處於戰略守勢的國際不利局面,向來追求“政治正確”的美國媒體決不可能置身事外,它們一定會選邊站隊。果然,在“五一大抓捕”之後,《紐約時報》公開了“有史以來最突出的泄露機密文件”的內幕。這表明,《紐約時報》的立場從基本主戰轉到了徹底反戰一邊,站到了美國社會的大多數一邊,在一定程度上輓回了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不斷下降的顏面。
  由此可見,《紐約時報》刊登“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決不僅是“良知”發現,而是綜合國際國內多種複雜因素全盤考慮的結果。它們說自己從不迎合任何政府,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然撒謊。美國著名記者兼作家威廉•曼徹斯特寫的《光榮與夢想》一書記載:當美國政府通過聯邦法院發出禁令後,“《紐約時報》順從地停止刊登”。這難道不是迎合政府的行為嗎?
  《紐約時報》把發佈“五角大樓秘密文件”一事吹得很高,但《光榮與夢想》一書卻將此事輕輕帶過,幾乎未作任何評價;由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卡恩斯和加勒迪合著的權威版《美國通史》一書,竟一字不提此事。可以想見,此事在美國人心目中地位。
  人們有理由再向《紐約時報》詢問一些類似問題:譬如,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作為出兵征戰一個主權國家的理由,後來證明實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新聞謊言,其謊言程度遠遠超過了“五角大樓秘密文件”中提到的北越襲擊美艦事件,可是,美國傳媒界至今未對此作出深刻、全面的反思,這是為何?又如,具有“扒糞”光榮傳統的美國傳媒界,何以在金融風暴面前失去輿論監督能力?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曾說:要把華爾街那幾個興風作浪的小子揪出來。美國傳媒界能把那幾個危害全世界經濟、禍害幾十個國家及其人民安寧生活的壞小子揭露出來嗎?能夠拉下總統、擊敗政府的美國傳媒界,為何鬥不過華爾街的財團大老闆?(尹韻公)  (原標題:《紐約時報》為何報道“五角大樓秘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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